回首往事，1962年是金色的，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这年春天，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几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知识分子政策也有很大调整。中国科学院决定招收研究生，这是1957年“反右”运动后科教领域里石破天惊的第一次。我有幸被学校推荐参加力学所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并获得录取，从此我就师从李敏华先生，步上我成才之路的一个大的台阶。李先生是我成长路上的领路人，是我的恩师。可以说，没有李先生的教育和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感恩李先生，真可谓“师恩绵长，刻骨难忘”。

记得，我和李敏华先生的首次见面是到力学所报到后不久的一天，她在主楼407室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第一次见到她这样的大科学家、我的导师，我难免显得羞涩与紧张。李先生却很慈祥、和蔼，使我感到温暖。她用平稳的语气告诉我，我的英语与数学还需要继续补课。她建议我到清华大学旁听。正好吴仲华先生的研究生葛满初也要旁听，于是我们二人就经常搭伴去清华听课。李先生还给我规定了几本塑性力学的专业参考书，要我自学阅读。

当时力学所的研究生管理制度是将所有新生集中到六室，成立研究生班，行政由六室领导负责。这样就和李先生所在的十二室分开了。李先生对我的研究课题抓的很紧。1964年李先生针对高超音速飞机的气动加热问题，致力于研究加筋板在快速（又称瞬态）加热下的屈曲问题。由于力学所设备不够健全，需要到航天部某研究设计院做实验，这个实验室位于北京市南郊的东高地，离开中关村有二十多公里。每天清晨乘公交车，经几次换乘才能到达。实验工作需要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由于实验工作较复杂，一天也未必能顺利完成一次实验。实验结果往往很分散，增加了分析的难度。这时，我会流露出对实验结果分析的畏难情绪。李先生察觉后就给我解释，“科学实验就是要从复杂的现象中找规律，找到了规律就出成果了”。李先生和我们年轻人一起挤公交车，一起做实验，十分辛苦。偶尔在前门老正兴饭馆吃一碗阳春面，现在想起来，嘴里尚有馀香；其情景在我的脑海里如梦如幻；可又十分逼真。李先生对科研事业不辞辛苦、尽心尽力的认真态度给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不幸的是，很快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开始了。1964年下半年城市社教（社会主义教育）在我所进行，接下来就是农村四清，我被派往山西省永济县关家庄，历时近一年；1966年夏在还未完成“四清”任务的情况下，调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夏，作为1966年毕业研究生，我被派往河北省唐山地区芦台农场劳动锻炼。这样，我的科研工作一下子就中断了六年。到1970年春回到北京，才逐步开展一些科研工作。

1978年中国科学院招考研究生，报考李敏华先生的学生很多，考试结果录取近二十人。李先生除留下少数研究生自己带外，将多数学生分配给几个资深助理研究员辅导；后来这批学生成了力学界的中坚力量。李先生在教育事业成绩斐然，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李先生得知中国航空发动机尚不过关，寿命短且事故多发。李先生了解这个情况后，心里十分着急。在一次事故分析时，得知由于涡轮盘（俗称喇叭轴）的一个凹槽根部曲率半径太小，引起应力集中，造成疲劳破坏。李先生就改变了自己学术方向，向航空机械疲劳问题发起进攻。她带着几个助手，用难度很大的“任意曲线坐标插分法”计算喇叭轴的应力集中问题，取得令人称道的成果。在1980年第一次全国计算力学学术会议上，李先生作了报告，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主持会议的钱令希先生说：“这个计算很难呢，祝贺李先生取得成功。”钱令希先生这句对李先生研究成果的赞语我至今难忘。

我也参加了这次计算力学大会，在会间的休息时间，李先生请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和助手，到苏堤北端的天外天餐厅吃西湖醋鱼，味道十分鲜美。然后又同我们乘车绕盘山路到玉皇山山顶观看西湖全景，品西湖龙井，李先生说，“品茶第二道味道最好。” 这天玩儿得十分高兴，终生难忘。最值得我珍惜的是，我和李先生在西湖岸边留下了一张合影。十分珍贵。

1980年和李先生在西湖岸边的合影

李先生对航空领域的科研项目十分重视。完成“喇叭轴”凹槽应力分析后，就开始研究飞机蒙皮的疲劳问题。对飞机用铝合金薄板的疲劳性能进行了大量实验。特别对预加过载对裂纹扩展速度的影响进行了重点测试。取得可喜成绩。下张照片就是李先生在实验室和助手一起做疲劳实验。李先生当时年逾花甲，仍然不畏艰险选择一条自己不太熟悉的科研之路，令人钦佩。为了抓紧时间搞科研，她常常中午不回家，上班时带一个简单的饭盒，充饥后继续工作。马克思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能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李先生就是勇于攀登陡峭山峰的人。

李先生在实验室

在文革期间，李先生和吴先生以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冲击；所内出现了他们的“大字报”。吴先生还被品质不端的年轻人打了耳光。他们的二儿子被送去东北插队，后来因患恶性疾病离世。她经受了中年丧子的痛苦。但是，她和吴先生本着对党的信任，能够正确对待。不久她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不忘向组织交纳党费，她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天地可鉴。李先生对党的感情，可由一张她和吴仲华先生在聂荣臻家里做客的照片得到充分体现。

我们都知道，聂荣臻是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十大元帅之一。长时间负责我国的国防科研事业，李先生能成为聂帅家里的座上宾，其关系融洽可想而知。

李先生和吴先生在聂荣臻元帅家里做客

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力学规划会议，规定将“材料力学性能”研究课题列为第一号任务。于是，力学所成立了“材料力学性能研究室”编号为十六室。这年8月我参加国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下属的力学科学中心（CISM）举办的高级数学力学研究班，在意大利的北部小城乌迪内举行。历时四个月，到年底回国。出乎意料的是，刚回到北京，我被告知，我已经被安排到16室，并任副主任。这样就与李先生分开了。当时我觉得木已成舟，不能违背所领导的分配，就默默地服从了。至今感到此事有愧于李先生的培养与期待。这是我心中的一个难以磨灭的阴影。可是李先生并没有因此对我不好，一如既往地关爱我。

我永远不能忘记，2000年我罹患恶症，手术治疗。李先生获悉之后，多次关注我治疗进展，让我注意保养，多吃甲鱼与灵芝孢子粉等保健品。还要在经济上资助我治病。她还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吴先生“当年若坚持食用甲鱼和灵芝孢子粉，就不会….”。她黯然神伤，我也为之动容。试想，如若吴仲华先生还健在，他们的生活将是何等美好。吴先生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先生总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放几张她们二人在青年时代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二人当年在清华大学钢琴房前的照片，照片中他们正处于风华正茂，恩爱情深时代。她对吴先生的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李先生和吴先生在她们美国学术成就正蒸蒸日上之际，放弃优厚待遇和优良的科研条件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天地可鉴。她秉承科学兴国的理想，坚持科研联系实际，科研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理念。寻找技术难题，勇往直前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求是精神。她是中国塑性力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她德高望重，高山仰止。她是我的恩师，是我成才之路上的导航者，领路人。师恩绵长，师恩难忘，永刻心里。

科学攀登显光华，

神州巾帼壹奇葩；

德劭才高堪仰止，

师恩绵延长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