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力学研究所迎来了她的七十周年。70年来，力学人遵循钱学森的“工程科学”办所思想，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力学事业、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老一辈力学人以国家需求为己任、艰苦创业和奋发拼搏的精神，是力学所70年奋斗史的精髓，他们在退休以后继续发挥余热，为科学事业做贡献。本刊在“情系科学”栏目里陆续将推出离退休老同志的文章，以展示力学人的精神风貌。

跟随林同骥先生建造F₁/F₂/F₃风洞

贾玉芳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快要70年了。1956年6月28日,我到力学研究所报到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我于1956年从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因家里经济困难,决定不参加高考。恰逢中国科学院为给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配备业务辅助人员到学校去招工作人员。学校推荐我去中国科学院工作,我带着学校的介绍信,来到西城区文津街3号中国科学院。接待的人是一位女同志，她问我：“你喜欢做什么?”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陪同我的两个同学忙着介绍：“她在我们兴趣小组里是搞航模的。”这位女同志说：“好，新回来的一位专家叫钱学森，成立了力学研究所，需要人，你到那儿去吧！”她给我开了分配单,叫我到新成立的力学研究所报到。当时力学研究所在化学研究所大楼五层东侧半个楼道里办公。当我把信件交给力学研究所管人事的同志,他看后立即让我填了一张表,然后领我到门框上挂着“流体力学组”牌子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一位非常精神、态度和蔼的从国外回来的专家。他就是“流体力学组”组长林同骥先生。林先生和我谈了一会儿后,我感到他没有专家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原来忐忑不安、紧张十分的心情渐渐地消失了。林先生请人帮我订学习计划，指定有关的业务书籍叫我先自己看,并对我说有什么问题可去问他。

当时,流体力学组里还有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潘良儒先生、蔡树棠、李毓昌和见习员张凤祥同志,加上我一共6人。有一天召开全所大会,我好奇地数了数,有40余人。下半年,全所从化学所大楼搬到对面的一座三层小楼,地方扩大了,人也开始增多。我们组就分配来了北京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徐复和董务民）、三名本科生（孔祥言、陈小仲、袁志辉）和浙江大学毕业的嵇震宇同志,又新招了一个见习员郭雅君同志,这时全组共有12个人。过了不久全所来了一批研究生如俞鸿儒、康寿万等同志以及一部分进修人员,1957年夏天全所人员增加到70多人。

1956年秋学校开学前,林先生告诉组里人员：所里允许每个人利用工作时间到周边大学选听两门与业务有关的课程，我们3 个见习员都去北京大学听课了。当时，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流体力学教研室的老师们正在设计建造大型低速风洞,林先生又安排我除听课外,还要到那里接受有关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我在完成林先生安排的工作与学习任务之后,其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气动力学知识。当时周围的同事都是我的老师,我非常珍惜这种极为珍贵的学习机会。林先生利用当时科研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的机会,让大家抓紧时间补补课,打好基础,为以后工作做好准备。在林先生主持下,流体力学组除进行理论研究外,于1958年初建造成一个小型低速风洞（F₁），还开展了激波管、激波风洞（俞鸿儒等）和等离子体发生器（李毓昌、康寿万）的研制工作。

1958年是全所变化特别大的一年。当年夏天,钱学森所长、郭永怀副所长和党委书记杨刚毅“三巨头”在颐和园一艘游船上,讨论确定了力学研究所“上天，入地，下海，为工农业服务”四大研究方向。随之全所进行了组织机构大调整,成立了“581”任务大团队——1001设计院，开展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林先生带领流体力学组一部分人员组建了设计院的“140部”,主要任务是“上天”任务中气动理论分析计算工作和地面模拟实验设备的设计、建造，林先生任部长。他着重抓超声速风洞F₂/F₃的设计建造工作。流体力学组其他人员则分配到一室、四室和其他部门工作。当时“上天”任务是全院的重大任务,涉及很多研究所的很多学科,需大量人员参加。中国科学院从各分院调来大批进修人员,并从部队要来一大批复员、转业军人，当时中关村曾出现过一片军绿色。“140部”也分来了一批进修人员和复员、转业军人,瞬间达到了近百人。

嵇震宇同志、范椿同志和我等三人，从一开始就跟随林先生研制F₂/F₃风洞。原先计划设计建造多个风洞,因此要求供气系统规模比较大,拟定建造一个安装5台大型压缩机及其附属设备的压气站和5个直径为10.5米、工作压力为8个大气压的球形储气罐。后来由于国家对气动试验设备布局的改变,我们只安装了2台空气压缩机,只建设了3个大球。F₂/F₃风洞本体的设计工作在林先生的主持下,很快完成了。在设计的最后几天，曾请来力学所和清华合办的工程力学班的同学来帮忙,其中的一位女同学就是呼和敖德同志，她后来分配到力学所了。大球的本体是林先生指导一位从分院来进修的刘振田同志完成的。加工工作则是在许多有关的单位支持下完成的：风洞本体的加工工作是委托上海求新造船厂加工的,嵇震宇同志被派到上海长期出差,负责解决加工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订购其他仪器设备等工作；压气站委托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动力科设计；三层实验楼委托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3个大球委托华北金属结构厂加工安装,制造大球的钢板是特批的进口专用钢板，厚度25毫米。全部设备的安装工作委托北京安装公司完成；全部土建工作委托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承担。我们亲眼看着三层实验楼从挖地基开始到封顶仅用了二十四个昼夜，亲眼看到焊接大球的工人日夜三班倒着干,当时整个施工现场真是争分夺秒、热火朝天。

F₂/F₃风洞研制工作从1958年春开始,要求1959年“十一”前完成,任务极其繁忙。1958年年底,我们从一室调来俞鸿儒、康寿万等参加“140部”工作,还从分院和其他单位借调人员。当时,组建了设计组（组长韩惠玲）、理论计算组（组长康寿万）和测量组（组长俞鸿儒）。大家都以能参加“上天”任务为荣,工作热情非常高。无论在北京所里还是在上海工厂,林先生都和年轻人一起加班加点地干。大球焊接完成之后,林先生请来专家现场考察。为了安全,决定不做气压试验而改做水压试验，这样原来的支架就承受不了。林先生指导从浙江大学来的进修讲师韩惠玲同志对大球进行加固设计,又组成以李禾为首的水压试验小组。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灌水、加压,顺利完成试压工作。我们请来专业人员对焊缝进行探伤,结果全部合格。大球提前竣工了。林先生为了以后能够为实验室提供及时的维修和小件加工服务,从复员军人中抽出20个人,由转业军人孙德明带队到上海求新造船厂，请他们帮助培训车、洗、刨、磨、钳等多个工种的技术工人。按常规要三年出徒,但由于师徒双方共同努力,一年半就出师了。这些小师傅们回来后就组建成了十一室机加工小车间。钱先生要求风洞建成后要开展大量的试验，要求压气站工人要三班倒工作，确保高压气罐能有足够的气体供给，任命了从坦克部队复员的袁正楷做压气站的负责人。而F2风洞实验室的课题组的正副组长则由嵇震宇和王永德担任。

完成F₂/F₃风洞这么大的设备研制工作,对于在国外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的林先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全室人员努力下,在全所有关职能部门帮助下,在全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全国有关单位的大力协作下,F₂/F₃风洞系统于1959年“十一”前建成了。十一室（“140部”改名）被评为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三个层级的先进集体。所里给林先生、嵇震宇和我升了级、晋了职。林先生还参加了1959年全国的群英大会,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些都是对十一室全体人员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林先生个人工作的表扬。

1958年底力学所一室（后为十一室）部分人员在大楼前合影

第一排：

嵇震宇（右1），吴玉民（右2），林同骥（右5），贾玉芳（左1）陈家星（左3）

第二排：

何永年（右4），赵素文（左2），金哲学（左5）

第三排：

雷德堂（右1），彭高孝（左1），俞鸿儒（左2），李端义（左5），李文超（左6）

第四排：

赵纯友（右1），王永德（左1），王书贵（左10），

在随后的年代里，林先生和卞荫贵先生、吴承康先生一道,带领十一室全体人员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十一室不断发展扩大,在1963~1965年期间,有7个组,一个压气站,达到150多人。十一室的全体同志一直坚持以国家需求为己任，艰苦奋斗、勇攀高峰，除了581任务，还为102任务、28号任务、6405任务、910任务等一大批和导弹、卫星研制相关的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