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均录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100190）
来力学所工作之前，我对郭永怀所长的了解并不多。2009年10月，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建院六十周年的全院文艺汇演时，力学所选送了展现郭所长回国投身祖国科技事业直至壮烈牺牲的节目——《人民不会忘记》。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观看节目彩排和正式演出时，当两位演出的老师朗诵到郭所长乘坐的飞机失事后，人们从郭所长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那烧焦的紧紧抱在一起的身躯中间，竟然发现保存完好装有机密文件的公文包时，我再也不能自抑，任凭眼泪夺眶而出，遮住了视线……我感慨郭所长这样一位伟大的人民科学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依然是国家利益；感慨郭所长为了排除回国障碍，毅然烧掉凝聚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回国的决心是那样坚定；感慨郭所长回国后投身“两弹一星”事业，成绩卓著，却默默无闻，甘愿奉献。这是多么伟大的英雄气魄，多么高尚的道德情操，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
2010年3月，我有幸来到力学所工作。置身在郭所长工作过的地方，并经常来到他工作过的至今保持原貌的办公室——主楼304房间，看着他用过的公文包、戴过的眼镜、经常穿在身上的风衣、从中学时就使用的钢笔、从西北试验基地捡回来的化石……就感觉郭所长依然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他出差在外。
郭所长是山东荣成人，我的胶东老乡。忠和孝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胶东人更看重忠和孝，当二者不能两全的时候，老家人的教育是宁可不孝，但绝不可不忠。因为他们知道，那样做是为了更大的孝。
年少优秀，踏上尽忠路
郭先生10岁就外出上学，17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颇为难考的公立青岛大学附属中学；20岁时考上了南开大学理工科预备科；1931年7月预备科毕业成为南开大学的本科大学生，两年后他又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33年至1935年，郭先生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亲眼目睹被轰炸的满目疮痍的家园，更加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初衷，改学航空工程，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国外求学，成绩斐然
1938年，郭先生以优异成绩赴美留学。1940年9月，郭先生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师从辛格教授，只用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他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先生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郭先生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开始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发展了Poincaré, Lighthill的变形参数与变形坐标法，钱学森先生于1956年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K是指郭永怀）方法。郭先生因在跨声速与应用数学方面的两项重大成果而名扬世界。
回国尽忠，义不容辞
1955年7月，郭先生被聘为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受聘时，他就明确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并在校方提供的表格“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一栏中，填了个大大的“不”字。他说：“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他对各种让他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对此，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郭先生从未有过丝毫后悔之意。他说：“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建设美好的山河。”他终于等来了机会，1956年11月，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并为减少回国的障碍，将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没有公开发表的全部书稿付之一炬，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将忠心奉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
精忠报国，铸就“两弹一星”
郭先生说：“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回国后，郭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并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副所长等职务。他参与制定了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规划，倡导开展新兴力学学科研究。郭先生是唯一一位在我国卫星、导弹和原子弹技术方面均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在卫星技术方面，郭先生做了很多关于回收技术的前期开创性工作，对于我国卫星、飞船安全再入大气层顺利回收作出贡献。在导弹方面，郭先生作为超小型地空导弹技术负责人，研究了导弹飞行过程中空气离解、气动加热以及弹头烧蚀等物理现象，为导弹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原子弹方面，他负责我国原子弹工程的总体设计、引爆方式和核航弹的轻型化等工作，为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品德高尚，胸襟坦荡
取得卓越成就的郭先生，学风严谨、坚持真理；他为人朴实正直、淡泊名利；他注重实干、不图虚名；他严以律己、宽容待人。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第一届学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涵信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钱学森评价郭先生“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1957年“反右”中，钱伟长被打成“右派”，担任《力学学报》主编的郭先生仍然请他审稿。有一次，一位名牌大学教授投稿，钱伟长在审稿时发现论文中有51个基本错误并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先生不屑一顾，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时隔四十多年，钱伟长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依然激动不已。他说：“这才是堂堂正正的正直学者。”
兄弟搭档，“钱郭不分家”
1961年前后，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工作日益繁重，而力学所的日常工作基本上就由郭先生负责。钱郭二人的配合十分默契，钱学森曾说：“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研究所的同志也常说“钱郭不分家”。原力学所研究员眭璞如回忆说：“钱学森与郭永怀同出师门冯·卡门，钱先生稍先，郭先生稍晚，但郭略长于钱。两位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不分伯仲。看他们俩相处，互相支持尊重，亲密爱护，堪称一绝，可为年轻后辈典范。有一次和郭所长闲聊，我大胆地问：‘为什么您和钱所长从来没有过不同意见，是不是让着钱所长？’郭所长笑着说：‘他是师兄嘛！’停一停又补充说：‘有不同意见，我们俩在一起时说。’其实钱所长对郭所长也是像对兄长一样尊重的。例如，要处理某件事，钱所长发表了意见总要问一问郭所长，如郭所长不在场，他会吩咐‘问一问郭所长有什么意见’。”郭先生十分尊重钱学森，他常说：“钱所长有许多好主张，他看得远，看得深，我们必须按他的主张去做，去实现，力学所就一定会取得了不起的成绩。”钱郭俩人的个人情谊和工作默契由此可略见一斑。后来科技界称他们为“冯·卡门学派兄弟搭档”。
行动的巨人，幕后的英雄
力学所建所不久，钱学森与郭永怀等便一同提出了“上天、入地、下海”的办所方向，对研究所的学科规划与布局、项目筹划与组织、人才培养与教育等重大决策共同切磋，相得益彰。钱先生侧重宏观规划、把握大局和方向性方面，郭先生除了协助钱先生作好规划等工作的同时，还亲自抓组织落实。无论是研究所的学科设置、研究室的方向确定、课题组的人员配备，还是实验室建设、学术活动等具体工作，郭先生总是身体力行，事无巨细，负责筹划与组织落实。如爆炸力学室的建立、电磁流体力学工作的开拓与实施、超高声速风洞的建设、稀薄气体课题的设立等，都凝聚了郭先生的心血。他还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流体力学概论》等课程，亲自指导科研人员攻克一个个核心关键技术难题。爆轰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爆炸模型，郭先生带领科研人员反复试验，甚至自己跑到帐篷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他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方案，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该方案被应用于我国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在成绩面前，郭先生总是谦虚低调，甘愿幕后，把功劳归于他人。1958年，在郭先生的大力推动下，研究所在第一研究室设立了高温气体组，专门负责激波管工作。1959年国庆节时，郭沫若院长到力学所参观，对激波管工作十分满意。这时，郭先生对钱学森说，“这是你的功劳，我只是帮你代管的”，钱学森说这是郭的功劳。在钱学森和郭先生的坚强领导下，力学所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山河之壮美
1968年12月初，郭先生在青海核试验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航班。12月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距离地面400米时，突然失事坠毁。人们从飞机的残骸中吃惊地发现，郭先生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两具被烧焦的遗体紧紧地抱在一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有绝密材料的公文包，竟然完好无损。郭先生牺牲后，钱学森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周恩来总理得知郭先生牺牲的消息，失声痛哭，良久不语。郭先生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为祖国尽忠心的大孝。
1999年9月18日，钱学森等23名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授勋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