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我从小喜欢书，更喜欢追求知识的人。可是我从小看到的书中，总是说知识分子的坏话。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历代帝王将知识分子说成“竖儒”，老百姓说知识分子是“措大”和“穷措大”。近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孔乙己》和钱钟书的《围城》等著名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都不是什么好人。知识分子被刻画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无用文人。到了“文革”，知识分子更成了臭不可闻的“老九”。

    知识分子是一群智力高超、道德高尚的人，他们是民族的灵魂，是人类文明的推手。可是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不仅和整个人类对知识分子的共识大相径庭，也和我接触到的知识分子不是一回事。

    英国将科学家牛顿像印在1英镑的钞票上，德国将数学家高斯的像印在10马克钞票上，日本将教育家福泽谕吉印在10000元钞票上。法国则将他们国家最著名的科学家72人的名字刻在埃菲尔铁塔下面供人瞻仰，将72位著名人物的坟墓迁入先贤祠，其中绝大部分是文人。环顾世界各国，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像我国这样糟贱知识分子的。像电影《刘三姐》将知识分子(“秀才”)骂得一钱不值。

    几十年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活得很体面，受人尊敬。虽然不敢妄想有英国、法国等国家那样的荣耀，但至少应当看到一部不是主旨在糟贱知识分子，而是在歌颂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前两个月，我终于看到了一部以歌颂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不以糟贱知识分子为主题、不以知识分子反衬别人伟大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这就是由中国科技大学原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

    《爱在天际》讲的是力学家郭永怀和夫人李佩以及女儿郭芹的动人故事。音乐剧以郭永怀学成归国开始，居住在简陋的家属宿舍，肩上却担负起了千钧重任。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赴北京汇报工作，飞机降落时坠毁，不幸遇难。他在飞机失事起火的一霎那，与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用自己血肉之躯在熊熊烈火和重要文件之间构筑起一道烧不透的墙，把文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须知这批文件中有着许多人日以继夜辛勤劳动所获得的珍贵的实验数据。

    当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员，第一次听到郭永怀先生的感人事迹时，我就曾想过，要是有一位文学家，把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动人事迹写进文学作品中该有多好。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终于盼到了。《爱在天际》虽然没有多少华彩渲染，而是平铺直叙，却感人至深。去看首演的观众很少不为之动容落泪的。

    幸运的是，近一年来，我作为普通一员，有幸参加由李佩先生主持每周一次的有关教育问题的研讨会。我有时想，人们说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来丧子，是人生的三大不幸。李佩先生失去郭先生，是中年，后来独生女儿又先她而去，她遭遇了人生的两大不幸。但是我与她接触中，感觉到的却是一种不倦的奋斗的毅力。以九十五岁高龄的人，每次她都准时到会，并且发表自己的心得和意见。数十年来，她为外语教学、科技翻译和研究生培养，辛勤耕耘，孜孜不倦。退休后又主持各种报告会，为传播现代文明奋斗不已。

    《爱在天际》虽然给了我美的感受，不过，在回忆这段与李佩先生接触中，李佩先生的人格魅力，给我的美感更隽永，更深沉。我们需要的是去挖掘以郭永怀、李佩为代表的我国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让真正的知识分子成为我们民族的象征。

    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