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淑林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100190）
郭永怀的名字进入我的人生是1964年冬天的事。在那之前，他是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我是这个系的一介普通学子，我们远距离仰望他。我也没有机会上他的课，郭先生给力学系上课，没有在我们系开课。郭先生还直接负责我们系的爆震物理专业，这个专业只收20名学生，清一色男生。
1964年末我们五年级第一学期将要结束。学校通知说1965年有少量的研究生名额，我和几个同学正商量是否报名，年级辅导员韩非平找到我说，你不要去报名考研究生，系里已经决定你毕业以后去力学所做郭永怀所长的助手。于是我没有报名。也没有太多的激动。由于家庭背景问题已经受过不少折腾，这个安排最终能不能成立，我并没有过高的期望。不久我随我们高速化学反应动力学专业共50名学生的实习队，离开北京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毕业论文。我们那个实习队在大连住的时间很长，寒假以前就出发了，在大连过的春节。7月上旬我们结束工作回到北京，这时已经到了举行毕业典礼和分配工作的时候。我拿到的分配通知是到中科院力学所报到，果然如韩辅导员告诉过的。8月底到力学所报到。力学所人事处张秀琴接待，说，你去郭永怀所长那里。
郭先生和我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65年9月初，我到力学所报到不久。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从桌子边站起来。他高高的个子，比我父亲还略高一点。带着金丝边眼镜，我父亲常常带的是黑边眼镜。开口讲话一口胶东口音，还带着笑意。这个口音是我熟悉的：我3岁到6岁的大部分时光在山东度过，尤其在胶东待的时间要长些，几乎也说山东话。他的笑容部分来自他的面容，他有一张厚厚的大嘴，朴实而亲切，开口讲话时笑意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这个笑容和这个口音使我在他面前感到放松自如。
我们的谈话时间不长。他要我用一年的时间学习英语，安排我到科大研究生院上英语课，还要我通读朗道（Lev Landau）的理论物理学。我问他，工作上需要我做什么，他说你读完这些再谈。他嘱咐我集中精力学习，问我能不能30岁以后再结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能。
周末回到家里，这个消息使父亲母亲又欣慰，又沉重。当时我们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中。父亲刚刚被社科院二次定为“右派”，正在等待处置，在家里很少说话。母亲对我说：“你长大了，好好去工作吧。如果工作需要，你可以和这个家少来往。”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里百感交集。母亲像是要把我推出家庭，为的是让我为国家效力，而她自己打算把这个家庭重担挑下去。对此我也不意外。父亲母亲都曾经有过为着“大家”抛弃“小家”的抉择。据祖母说，父亲当年丢下高薪的职业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对祖母说的就是“国不保，家何在。”我们的母亲年轻时追求进步，只身从安徽歙县的富裕家庭出走，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可是面对善良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我又如何忍心和家庭隔绝？我没有接着母亲的话说什么。
从1965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我和郭永怀所长的直接接触极其有限。我们的谈话只有三次。第二次谈话，也是他到我的办公室。我向他报告在大学学习量子力学的一些体会和疑问，这一次看来他很累，没有打算详细谈下去，只是说，我们会有时间讨论这些问题。不久1966年6月“文革”爆发。在那前后对我的安排也在逐渐变化。“文革”刚刚爆发不久，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相遇，他问我，我为什么没有坐在屋子里看书，我说我到11室去了。记得那时我已经开始参加游雄领导的6405任务小组的会议。郭所长嘱咐我，要坐得下来，“不要赶热闹”。1966年6月以后我被正式通知调到11室，工作地点搬到了11室的小楼，我在主楼的办公室不复存在。这样尽管我没有得到正式通知，当郭所长助手的安排事实上中止了，此后与郭永怀所长也没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
1968年12月，一个不幸的消息使我们惊呆了。那年的12月5日，郭所长从西北回来乘坐的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失事，那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机上郭所长和警卫员以及驾驶员全部遇难。
当天晚上所里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志去陪伴郭所长夫人李佩先生。他们的女儿插队的地方通信不便，一时还通知不到，只有李佩先生一个人在家。走近13号楼，这是自从我们家于1958年夏天搬离同一座楼以后我第一次回到这一带。默默地望着楼东边一层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此时人去楼空，母亲则已经在几个月以前永远离开了我们。还来不及想更多，我们来到郭所长家里。这也是我和郭夫人的第一次见面，没有想到竟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见面。郭夫人李佩先生娇小，秀美，从神情看出她已经完全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极其镇定，大家见到后几乎说不出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李佩先生！
据报道郭所长的追悼会是1968年12月25日开的，我的印象已经不深了。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定格的一幕是开追悼会以前我们到医院向郭永怀所长的遗体告别那一刻。在医院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郭所长躺在一张单人病床上，一幅大白被单把他的身体从头到脚盖起。从硕长的体形上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郭永怀所长，但是我们已经不可能见他最后一面。在被单的遮盖下依稀可辨他那在烈火中保护机密文件的身躯，在这最后的床榻上还是不能放松、伸展开来。没有哭泣，没有言语。沉默表达着我们刻骨铭心的痛惜和敬意。
从此我彻底失去了在郭所长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的可能性。郭所长离去以后我在力学所大院又工作了三年，为新建的七机部二院207所筹备车间。之后我到离城70公里的房山，在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研究院做工程师共10年。1982年科学院招我回来加入新组建的科学院政策研究室。1992年初远走欧洲荷兰，在联合国大学的新技术研究所做高级研究员。2000年12月底回到阔别9年的祖国。这个很长的时间里，导师郭所长的身影和教导始终和我在一起。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期待和关爱。记得到了“文化革命”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已经在力学所车间劳动了，还间接地听说“郭所长有话，不要随便动顾淑林，她有用。”这个期待始终是我心底的亮光，是我不止一次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极端的痛苦迷茫之中支持我不消极沉沦的力量来源。在治学方面，郭所长短短的一句话“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我记了一辈子。在国外工作的许多年，当我周末和晚上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楼弥补知识和语言障碍感到辛苦和寂寞时，郭所长的嘱咐时常在耳边响起：“要坐得住！”
和李佩先生真正接近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她先找的我。
大约在2005年，我接到李佩先生的电话，问：“为什么不和我们联系？”我被问住了。的确，回国以来除了家人我几乎没有和任何人联系。经过若干年的远离，再回到思念的又是充满痛苦回忆的故国，我心理上有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同时和原来单位也有一些难处理的问题。我说是我不好，我在做自我心理治疗，快要越过去了。我给李先生简单讲了我的困境。过了两天再次接到李佩老师的电话，告诉我她已经把我的事和中科院的某位负责人谈了，她还为我的事对有关单位提出了批评。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李佩老师平和的心态和关心他人的宽广胸怀让我感到惭愧。不久以后我去她家看望李佩老师。隔了若干年，我又来到老13号楼204单元。房间里的家具陈设依旧。他们的女儿郭芹已经去了。李佩老师淡定，美丽依旧，更加清瘦苍老了一点。她已经从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下来，过着忙碌的退而不休的生活。她关心中关村的社区建设，组织中关村老年活动中心的活动，关心老科学家们的家庭困难，“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从那以后我不时参加一点她在做的事，接触多了起来，对李佩老师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
她为中科院离退休老干部定期组织报告会。李老师曾经要我帮她联系一个报告，题目是“经济结构调整”。我还直接参与或者介入过的报告会有“自主创新”和“学风问题”。从这些题目上看得很清楚，李佩老师虽然年纪大了，她的眼光依然尖锐，丝毫没有因为年迈而脱离社会进步的脉搏。有一次我进到她的“办公室”，是她家居中的一间工作间。桌子上、沙发上、地板上堆满了报纸和书籍，让我窥见了她保持思想犀利的小秘密。李佩老师谦和地说，对不起，我来把沙发上的报纸挪开。又说，我保持阅读，才能不落伍。
近来有一件难忘的事。一次李佩老师及几位力学所的老朋友在我家小聚。闲谈中讲起我接触到的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一项国际合作项目，我提出批评意见。几天以后，李佩老师来电话，口气带着责备：“你说的事情我问了他们（研究生院的领导），他们说的和你不大一样，你去和他们谈吧！”我又小小地震惊。一来吃惊李佩老师那么认真，闲谈中提到的事她一定要去反映，电话中我还顶了一句：“当时您也没有问清楚呀。”二来感到愧疚，和李先生对比，我的态度就消极了。我立即与研究生院的领导约谈，带去了相关的文件，提出了几点建议，谈得很好。回来后把谈话的情况和带去的文件同样送交李佩老师，这次她很温和了。
我很认同2003年《科学时报》一篇访谈引用的她的学生和同事对她的反映。确实如此，我眼里的李先生就是学兼中西、有着很高的知性的长者；她对我们——犹如她在研究生院的工作中对待同事和学生——严格而从无疾言厉色，有尊严而绝无傲气。她从不长篇大论，任何时候都仔细倾听。她对自己做的许许多多的事看得很平淡，很少提起，所作所为全出于慈爱和责任。我问她，经过了那么多事，您怎么扛过来的？回答再简单不过：“我没做什么；活着，就要做一点有益的事。”
我是从郭所长的夫人开始接触的李佩，现在在我的心里李先生从师母变成了我的老师。
这两位老师——郭所长和李佩老师，有着共同的气质，他们是老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39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名额。1945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后留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受钱学森之邀，1956年10月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60年起兼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他是中国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力学、应用数学、航空及核事业方面有卓越贡献。
虽然他们的出身不同——郭所长来自山东的农村，李老师来自北京的世家，但兼学中西，融会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学养，使得他们一样地宽阔而谦和，高洁而平实。他们同样地挚爱祖国和人民，科学救国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郭所长当年为了回国不受阻挠当着美国同事的面烧毁手稿的事在力学所早已广为人知，多年以后李佩老师的一句话“我们年轻的时候出国是为了回国”，也令人振聋发聩。
和郭所长不同，李佩老师在50年代要照顾家庭，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在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她的品格和学识要等到“文革”结束以后才有用武之地，这时候她已经是将近60岁的老人。金子总是要发光的。李佩老师在中科院研究生院主持英语教学的十几年是她工作生涯中最有声有色的时期，她的同事和学生能讲出许多感人的故事，可惜我不在场。我现在看到的李佩老师是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她的品格一样地在平淡中发光。在经历人生的大悲大苦以后，我感到她的境界、她的智慧和爱心，似乎更加升华了。在一次借用力学所小礼堂召开的关于学风问题的报告会上，望着李老师裹在一件宽大棉袄中的瘦弱的身影，我默默地祈愿：李佩老师永远美丽和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