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世强

（上海大学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上海，200072）

    题记：做学生的，想问老师问题，最难启齿的是什么？问他们的婚姻爱情经历！我一直想写一写我的导师和师母的这一侧面，觉得其中一定有感人肺腑的情节，但是，在师母（也是我的研究生时代的英语老师）李佩先生跟前，几次想开口询问，总是噎回来了。幸好在最近的几种郭永怀传记片中，李先生谈及了她与郭先生相识相知相爱相随相伴的点滴情节，可大致拼成一些画面。值此纪念郭永怀先生逝世45周年之际，谨用这些文字表达我对导师的缅怀和崇敬，对师母的钦佩和敬爱。

    郭永怀先生是我最崇敬的一位科学家，李佩先生是我最钦佩的一位女学者，他们相随相伴了二十载。在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动人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相识绮色佳

    郭永怀先生拿到博士学位后，应师兄西尔斯（W. R. Sears）之邀，来到位于风景如画的小镇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成为该校航空研究生院的五位奠基人之一。当时他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由于一直潜心钻研学问，在感情上还是一片空白。

    正在此时，风华正茂的李佩来到绮色佳，到康奈尔大学社会及发展学院就读。李佩出生于镇江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学问颇佳，端庄贤淑。有一次，她听说航空研究生院有一位年青的华裔学者做航空方面的报告，很好奇，就跑去听了，从此与郭永怀相识。

相知在校园

    李佩对这位身材颀长、学识渊博、朴素踏实的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永怀也开始留意这位谈吐优雅、风姿绰约的女学生。他们逐渐越走越近，互相到住地拜访。郭永怀经常谈的是航空领域的新进展，但他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李佩很快发现，郭永怀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他们就买来一个老式留声机和好些唱片，共同欣赏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在美妙的音乐声中，两颗心开始靠近。

情定秋色中

    在秋天里，他们收获了爱情，一起在小镇里构筑了爱巢，日子过得宁静而幸福，每月的薪酬绰绰有余，足可维持小康生活。郭永怀继续埋头于书本，他的创造力如喷涌的泉水，几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如后人称为“PLK方法”的传世之作）就在那时问世。李佩治家井井有条，家里的氛围简朴而生趣，晚饭后，喝着咖啡，一起听着留声机传出的天籁之音；偶尔到近处走走。时不时地还有好友（如钱学森等）来访。过了两年，他们的爱情结晶——可爱的女儿郭芹降生，更是给这个家带来了无限温馨。

相携回故园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打破了这个幸福家庭的平静。郭永怀在出国之时就怀有学成回归报效祖国的凌云志，对此，李佩完全理解。钱学森前来造访时，两对夫妇满怀热情地谈论：怎样尽快回国施展宏图。钱学森遭软禁的消息没有使郭永怀-李佩夫妇退缩，他们加紧了回国的准备。

    1955年，经过艰苦斗争，钱学森一家四口终于冲破藩篱回国。行前，钱学森和郭永怀悄悄约定，相期早日重逢在北京。郭永怀随后提出了归国申请，当局的种种刁难，朋友的盛情挽留，都挡不住归心似箭的他们。在不久后朋友们组织的烧烤聚会上，郭永怀拿出了他多年研究的文稿付之一炬，使得朋友们大吃一惊，纷纷表示惋惜，连李佩也感到一时难以理解。只见郭永怀淡定地说：“不要紧，这些文稿的内容早就装进我的脑海里了，谁也夺不走！”

    这时，先期回国的钱学森飞鸿腾达，他对郭永怀说：“快来，快来！”仿佛是弟弟在向哥哥（郭比钱年长两岁）招手：快快回家！信中还告诉他带点什么回家，最要紧的是：带书来，带人来！

    1956年9月30日，祖国的国庆节前夕，郭永怀一家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远洋轮船。临起锚时，上来了几个FBI的人，要同行的张文裕教授开箱检查，为此耽误了启航。李佩先生后来说：“这时我才领悟到，永怀先前的焚稿之举何等有远见！”（郭永怀的行囊里只有一堆“不违禁”的衣物、书籍和唱片。）11月，郭永怀与同行的一批学者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这时离开郭永怀负笈西渡正好十六个年头！接待人员递给郭永怀一封钱学森的信，信中表述了竭诚欢迎好友夫妇回归之意，并告知：已为他们安排好了一切。郭永怀准备大干一番了！

相伴中关村

    郭永怀夫妇很快住进了中关村的宿舍。报到之后，郭永怀就受命担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成为钱学森的“左臂右膀”；不久，他又与钱学森、钱伟长一起共同创办了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李佩先生学的社会学当时派不上用场，但她不愿过相夫教女的平淡生活，于是，就任中科院西郊办公室副主任，开始为中关村的发展操劳。

    郭永怀马不停蹄地参加制订实现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的具体计划。接着，与钱学森和当时的力学所党委书记一起，泛舟昆明湖，确定了我国力学学科发展方向。由于钱学森已担任我国国防研究的领导，另一位副所长钱伟长在“反右”运动后遭贬，郭永怀实际上担负了中科院力学所的主要领导责任，事无巨细，一一过问，甚至细致到敲定新建图书馆的灯光设计。1958年开始，郭永怀在钱学森极力推荐下，介入“两弹一星”研制，就任九院副院长，他益发繁忙起来，开始实行每周六天半上班制。

    我到北京就读后，我们研究生和郭先生的助手常到他的家里走走。每次拜访，郭先生会从书房里出来，笑着跟我们打招呼，谈了一些学习上的事情后就退回书房“做功课”了，接下来就是师母与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天，但话题很少离开力学所和科学院。

    郭永怀先生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对我们说的话总是言简意赅，令人难忘。记得1962年10月4日我们第一次谒见先生时，他对我们说：“我们这一代，以及你们这两三代人，是我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这些话成了指导我此后人生的座右铭。周日上午，郭先生总是到所里上班，他会到我们研究生的大房间顺便看看，有时给一份读书清单，让我们找来细读；有时塞给我们几张“糕点券”（当时糕点是定量供应的），让我们“改善生活”，我们知道，那一定是李先生的主意。

    到了北京之后多年，郭先生一家甚至没有到不远的颐和园一游。翻遍郭先生的影集，找不到他们一家在公园里的合影！而李佩先生对此毫无怨言，默默地支撑着这个科学家之家。郭先生是个重情义的人，当年他的三位哥哥，含辛茹苦地把他培养成人，他知恩图报，回国后每月给他们邮寄80元生活费，李先生总会按时邮寄，从不让郭先生操心。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都很年青，看到郭先生家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气氛，从心底里感到羡慕。李先生就是一位成功男士后面的女人，而她自己也是一位成功女士。我到京后不久，她开始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任职，成为一位著名的外语教授，我和我的师兄们就成了她的学生。当年，每个周日，我和我的师兄们总是快乐地做李佩先生布置的英语作文；每个周二，总是盼着见到经李先生批改的作文，看到练习本上“一片红”的红字批改，我们居然还能在结尾处看到“Good！”“Very good！”的批语。后来，李先生告诉我们，这不是夸我们的作文写得好，是表扬我们写作的认真劲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英语运用能力就是我的师母培养的。

情殇寒冬夜

    1960年代，郭先生频繁出差，往返于大西北与北京之间。李先生明白他在从事研制尖端武器的伟大事业，除了暗暗关切、默默支持以外，从不明里过问。

    1968年12月5日，原知道郭先生要从青海核弹研究基地返京，却迟迟没回家。经过漫长的翘首以待，等来的竟是惊天噩耗！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懵了，但挺住了没哭。后来，郭先生的专职司机说，他没见李先生掉过一滴眼泪。其实，李先生掉泪的时候他没看见。再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生痛心疾首地哭过，而且在那些日子里，她曾接连多日彻夜难眠！相伴二十载的爱人撒手西去，而且还正当英年，他还能为祖国作多少贡献！她能不流泪吗？

    然而，李佩先生极其坚强，她从不在外人面前露出丧夫之痛。她把对郭先生的怀念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但我们做学生的看得出来。她尽可能把家里的布置保持原样。那架从美国带回来的钢琴还在原来的地方，他们夫妇和我们一群年青人，曾在一起听小郭芹在这架钢琴上弹奏美妙的乐曲……

    李先生用百倍的努力投入工作，在她担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期间，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她那时每年过年收到的贺卡得用大麻袋来装。在她年逾九旬之时，仍在教老年人学英语，为中关村老年协会义务组织系列知识讲座。她心中明白，这是纪念郭永怀先生的最佳方式！如今，她已有九五高龄，作为一位杰出的应用语言学专家，仍在积极组织译协的工作，而她倡导的每周三的学术沙龙，一直办得有声有色。有人将她誉为中关村的一盏明灯，真是实至名归。